这里四山旁围、一水中流、峰峦联亘、林木掩映、环境十分幽静，是休闲度假的理想境地。

中原古刹

慈云寺位于巩义市大峪沟镇民权村南部的青龙山中，是一处文化底蕴丰富而风光又十分幽美的地方。多年来，由于山深路险，交通极为不便，
 致使它深藏不露，成为大自然的“隐私”而一直少为人知。最近几年，民权村依靠党的政策，利用资源优势，发展企业，发展多种经营，民众生活、集体积累有了很大提高，道路得以修复，文化受到重视，使慈云寺风景区这一宝贵自然人文景观得以重新展示社会，为巩义市文物旅游增加了新的景点，为历史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。为了揭开她的面纱，民权村委和巩义市文物管理所曾作了大量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。已引起有关部门、专家、学者和群众的重视。

中州名寺

这要从中国佛教发展史谈起，自公元前五世纪东亚产生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三位大思想家之后，儒、道、佛教就逐渐产生，在政权的作用下，儒、佛率先步出国境，而道教也相继发展，并互相影响。据资料记载，佛教已于公元前一世纪（西汉末年）传入中国，只不过是民间形式罢了。正式由官方接持，大约以汉明帝时为最早。最旱受到皇帝礼遇的就是白马寺与慈云寺的奠基者摄摩腾与竺法兰。古中印度僧人摄摩腾、竺法兰最初在洛阳（今偃师境内汉魏洛阳城翻译《四十二章经》，这已无庸置疑，但“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寺院”就有待商榷了。首先从年代上讲，二高僧来到洛阳，住的是国家接待外国宾客的官邸鸿胪寺，并非伽蓝，更非白马寺。因为当时中国尚没有寺院。“寺”还是官府机构的名字。为使僧人专心翻译经卷，宫府后来为二僧修了“精舍”，一望而知，“精舍”之意也与“伽蓝”相去甚远。“白马寺”是为了纪念二僧在此处译经，后来才由“封建国家创立的第一座官方
 寺院”（《洛阳志》第十五卷七页）。据东魏（534-550年）杨炫之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一载：“初创的寺位于雍门外，或因其建筑式样和梵文音译而称“塔寺”，或因其教而称“佛寺”，并无白马寺之名称。据考证，大约在西晋时。才有白马寺之名”（参看《洛阳志》十五卷第二节：寺院创立）。而位于汉代洛阳（今偃师境内）东不远处的慈云寺，则是“汉、唐、宋、元敕建重修”“古刹慈云寺号释源……法竺兰、摩腾、三藏宣。后显大唐并宋帝，重修至正、至元年，大明建立如来殿。”（见景泰元年三月，慈云寺住持僧觉顺撰《重修青龙山慈云寺》碑）。其它古碑也多有记载，如“汉明帝永平七年有僧摩腾、竺法兰……云游此山，因其山川之秀。遂开慈云禅寺，故其山满月之形，水曲银河之派……有祖师（指二僧）降蛛之处，二老（指摩、竺）谈经之所……至于唐三藏法师，奉敕重修庄严宝地，自兹以往，或兴或废修置不一……少林同祖，白马同乡”（见天顺四年。赐进士第中顺大夫河南知府，汉中虞廷玺撰，朝议大夫、广东左参议、洛阳杨铭书之《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碑》铭。）青龙山间有古刹名曰慈云大寺“（见大明正德三年《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记》），可见慈云寺建寺开始即以“慈云”为名，比“白马”寺之名字早二百余年。

探索意义

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通观中国历史，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中国智能线和外国智能线相接触，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，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。”佛教进入中国以后，经过潜移默化、融通汇合。已经成为中国式的宗教，且门派众多，各具特色，对华厦传统文化艺术以至政治、哲学、伦理、建筑、雕塑、文学、音乐、绘画等都产生过很大影响，它留下的建筑、雕塑、文学、绘画等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重要一部分。据国务院公布。我国各种宗教一亿信徒中，佛教占据比例相当大。仅职业从教僧尼就有二十万人之多。居于首位。佛教在增进国家友好往来。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旅游事业等方面仍发挥著作用。因面；探讨佛教发展史无疑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项有益国家有益社会的项目之一。慈云寺是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。源远流长，资料丰富；因而探索它的历史。就有着更深层的意义。

发展过程

唐宋以前的慈云寺发展史，文字资料不多，只能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及慈云寺周围的重大历史事件，结合碑文资料，简作阐述。东汉时期（碑文载汉明帝永平七年），摩腾、竺法兰草修慈云寺。幽静环境中，二僧结跏跌座。静修悟禅，相互谈经说法，商讨译经中存在的问题和宣扬佛法的办法。并招收信徒宣扬佛教宗义；还斩除了寺院附近结网伤人的大妖蛛。东汉末年。慈云寺以西的洛阳城为战乱中心，巩县是洛阳的门户，慈云寺附近的虎牢关、旋门关、小关、巩密关、辕辕关等战事频繁，董卓毁灭洛阳后自巳也披刺，埋在慈云寺附近（今董陵村）。数百里内荒无人烟，慈云寺毁灭殆尽。魏晋时期，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在洛阳称帝后。重新营造宫殿，魏明帝时，崇信佛教，在洛阳及县周围修建伽蓝浮屠。西晋初期又在巩洛一带修建寺庙，慈云寺烟火又盛。但好景不常；“八王之乱”不仅祸及洛阳，慈云寺近处的关隘、小道，也争战频纷。北魏孝文帝、宣武帝、孝明帝及其母胡后皆崇佛，在洛阳龙门、巩县大力山下凿窟、造像、修复寺院，洛阳内外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处，慈云寺日趋兴隆。少林寺也于此时建立起来。因二寺邻近，慈云寺又系祖庭，僧众来往频繁，续焰排字，相互支持，因而至今慈云寺的古碑上仍记有“祖风是务，佛日增光，少林共祖，白马同乡”的铭语。北魏末年的“永熙之乱”，洛阳毁灭几尽，史书记载；洛阳内外的宫寺民居，“存者什二三”，慈云寺位居深山，当时名士又多藏山区，可能侥幸存下来。隋文帝杨坚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，他出生于尼姑庵，在庵中生活了十三年，在尼姑智仙抚育下。对佛教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感情。统一天下后，诏告臣民“任听出家”，并令各地按人口出钱建寺造像。家住巩、偃交界处的官宦子弟陈袆（后来的唐三藏，法名玄奘）就随其兄出家在巩县净土寺（今石窟寺）。在隋炀帝迁都洛阳后举办的大型佛事活动--无遮大会上，经过挑选，“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”，唐三藏被选中后仍在净土寺随师诵经，学业大进。一直到他十九岁，瓦岗军起义攻陷慈云寺附近的洛口仑，才与仲兄陈长捷奔洛阳，又到长安。此时的唐玄奘，对慈云寺已很了解，并十分敬慕，为他后来重修慈云寺奠定了基础。唐、宋时期是慈云寺最兴盛时期。由于唐太宗、唐高宗、武则天等都重视佛教，尤其唐太宗贞观十九年（645）唐玄奘自印度取经回来后，把佛教推向了高潮，唐太宗，唐高宗都为其写了《圣教序》。唐三藏成了皇帝的座上客。唐三藏在洛阳期间，曾奉旨重修慈云寺。并亲自到慈云寺“开演大法，广度迷津”慈云寺名声大振。一直
 到唐武宗“会昌灭佛”，香火才渐次冷落下来。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后，即在巩县选建皇陵。“昔宋祖因山而陵，远取诸象，故葬于青龙山之阳”宋代佛、道并重，曾在宋陵内外建了许多寺院，如罗汉寺、定香寺、宁神寺、十方院、会圣宫等，请僧人颂经念佛，以超度和庇佑其先人，青龙山是其陵墓的重要龙脉，因而皇帝下令对慈云寺重新修装，使其成为受国家保护的重要寺院。这与碑文中宋代“敕建”相符。金兵入侵，对宋陵大肆盗掘，陵区寺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。元兵入主中原，元世祖忽必烈崇奉喇嘛教（中国佛教的一支），禅宗中的临济，曹洞二宗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。汉族大量逃逸，有的躲入寺院，“后显大唐并宋帝，重修至正、至元年”、“至正年间宗主广慧清辩大师续后重兴”，可见慈云寺在元代的近百年中，元世祖忽必烈和元顺帝曾两次敕修，仍然灯灯相续，焚呗不断。并于至正、至元（1355--1340）作了重修，至今存有两方元代塔铭和部分石刻。元代对出家僧尼采取本寺住持及耆老等保举、即给披度的政策在慈云寺保留了很长时间，现存碑文中屡有记载。明朝是慈云寺的鼎盛时期。朱元璋十七岁出家于觉寺，建国开始就举办法会扶持佛教，以安定人心。朱元璋以后的明代诸帝大都对佛教采取扶持利用的态度。据慈云寺碑文载，大明正统九年（1455）二月，英宗朱祁镇皇帝曾下令天下重修梵刹。在施主李普信与云水五德禅师等率领下当年就对慈云寺进行了重修，于“正统（l448）十一年成造”。第一次重修为后来的大修奠定了基础。第二次由长沙太守之子、国家最高佛院北京大能仁寺国师弘善妙智的高徒觉顺（号南宗）从北京寻访祖庭于此，经过筹措，进行了一次大修，在朝廷和河南府的支持下。此次大修所筹资金甚巨。几乎牵涉到河南府各州、县、卫，巩县的各个村落，全国的十个省府。从明代宗景泰六年秋（1455）至明英宗天顺二年夏（1458）。历时三年多。奠定了慈云寺的基础和规模。第三次由主持僧德安于明孝宗弘治庚（壬）子（1492）至明武宗正德二年（1507）进行重修，又增建了伽蓝殿、祖师殿、两角门、钟楼、方丈、厨库、客舍、僧房和寺周围墙。第四次重修由寺中主持道科、道增、道悟、道重等四人与归乡耆老杜德仁、赵景春、杨景等负责。全面重修的基础上，又增建了金刚殿、闰罗殿、官亭、斋厨。此次修建时间在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之前。第五次修建也在嘉靖中兴时期，由主持道科发动全寺僧众十方募化，在寺后峰峦上始建地藏十王殿，“栋宇隆起，神像焕赫，凡登游瞻拜者，莫不以为此寺之奇观也。”第六次重修于明神宗万历六年四月（1578）至万历九年（1581）十月，因寺内经常出事，以为风水有碍，将地藏十王殿拆除改建在天王殿东之隙地上。第七次由僧人永随率领，于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）重修千佛大殿。第八次由施主郝小泉及侄郝石重出资，于万历四十七年（1611）重修斋堂五间。第九次由僧人远逢、永修、福田于崇祯四年（1631）对水陆殿之三十六轴神像作了彩绘。第十次由主持僧远逢于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创建白衣阁。东西房、格扇门、木梯，修建台阶三十六级，石栏杆廿八根，月台。慈云寺自正统九年（1444）至崇祯十年（1637）的192年中，经过大小无数次的创建、增建、重修，已达到“远公之庐山。达摩之少林，未逾此也。”崇祯六年。（1633）年，李自成及当地起义军万余人“潜避”慈云寺及其属区内，“营踏遍野，飞鸟难入其中。树木僧房烧毁一空，甚至人马作秽。粪有尺余，其残破景象大不堪观矣！”清代是佛道衰落期，但在官、僧、俗的努力下，顺治至乾隆时，又进行了十多次修补。其中以乾隆四十八（1783）年动工时间延续达十多年，工程较大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在黑石关建高级小学，附设建成师范科，提慈云寺资产（香火地七顷）作为经费（此校后改为蚕桑中学、县立中学等）。但寺院尚有一定资产。佛寺香火一直延续到清末。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修补与最后一块塔铭。第一次是大清立国后的第一个年头，（顺治三年1646年），按院承差李胤兰招募慈云寺僧人时，正殿前面忽然倾倒，后由僧众捐钱若干买草数十担对大殿进行了补茸，“不数日而成焉。”就在纪念这一次《草修正殿记》中，却对慈去寺自东汉至明末的发展作了一次全面总结。最后一块宣统元年（1909）的“上自下彦和尚塔铭”，通过一个归俗和尚牛护兰之笔，将慈云寺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。铭文所记“光绪丙午（1906），朝廷变法。寺产归学堂十分之七，并迫身归俗。遗师独苦，口异常在，光绪戊申（1908）乃圆寂焉。身廑为殓殡并泐绪石，以志半僧师徒之情，云是为序。”其情至深，其意极明，不仅是慈云寺夕照中的最后一笔，恐怕也是整个中国佛教的最终总结。传说牛护兰之后，慈云寺还有一个叫了太的僧人，民国初年去十方院存身。从此，慈云寺渐趋荒芜。民国十七年（1939）提倡破除迷信，寺中许多佛像被捣毁；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以后，原由归黑石关蚕桑学校的慈云寺庙产权交归新心中学。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。冯玉祥下令拆寺建学，寺院殿堂的砖瓦木料被拆运至北山口建新心中学用，尤为可惜的是，寺中一棵与慈云寺同年的、大有十圈、遮荫数亩的大白果树，也被伐掉，运往北官庄学校，建了一座三层高每层八间的教学楼。使这棵华北之最从此泯灭。